智慧托育体系是借助先进信息技术，实现幼儿“托”和“育”这两个基本功能，其中“托”主要涵盖原本由家庭承担的满足幼儿生理需求和健康成长的责任，而“育”则是通过创新教育模式促进幼儿的智力发展和行为培养。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随着三孩生育政策落地实施，婴幼儿照护和教育问题成为广大家庭普遍关注的话题。幼有所育、幼有优育不仅事关婴幼儿的健康成长，也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福祉与国家民族的未来。

托育需求的快速增长和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也推动了传统托育服务朝着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在近年来我国出台的相关文件中，智慧托育一词也被多次提及。

那么，什么是智慧托育？目前国内智慧托育发展现状怎样？存在哪些问题？未来情景如何？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相关行业专家、学者，请他们就智慧托育的发展各抒己见。

时代呼唤智慧托育

“从微观个体或家庭的角度来看，近些年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扁平化弱化了家庭的抚育功能，而人口学历结构的改善则提升了家庭的抚育期望，因此，我国人口结构及家庭规模的演化使得传统的托育服务模式难以满足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李小萌谈到智慧托育的发展背景时认为，现代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建设数字化、智能化托育机构变得可行并更具优势。“从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以人口的高质量发展为支撑，人口增长态势的改变及未来基础教育学位需求的下降既给教育系统带来了挑战，也为我们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提升教育质量带来了机会。”

智慧托育是指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开展婴幼儿护理、养育和照看服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服务系统。智慧托育是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智慧托育其本质就是托育的数字化、智能化。”同样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汉东教授，是《智慧托育服务体系研究》课题组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国内社会学领域专家。在他看来，智慧托育本质上是对传统托育服务的一种赋能升级。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今后民生事业发展做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重要部署。“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健全支持婴幼儿照护服务和早期发展的政策体系”，并将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4.5个纳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据统计，现阶段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数量约4000万，35%的婴幼儿家庭有托育需求，但托育服务机构入托率仅为5.5%左右。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托育机构约7.5万家，提供托位约350万个，每千人托位数约2.5个，距离“十四五”期末要达到4.5个的目标仍有差距。

一方面是超过三成婴幼儿家庭有托育需求，另一方面是托育服务机构入托率低，如何提供高质量、多样化的托育服务成为实现“幼有所育”最为迫切的课题。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结合婴幼儿照护服务实际，研发应用婴幼儿照护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实现线上线下结合，在优化服务、加强管理、统计监测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发展智慧托育等新业态”，为托育发展指明了破局之道。

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

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重庆工商大学人口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将近1/10的调查对象有智慧托育需求，在年轻父母和高学历家庭中，智慧托育的需求率更高。但是，在整体上社会对智慧托育的信任度不高，且对智慧托育的相关产品和服务价格相对敏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智慧托育需求尚待开发，存在较大拓展空间。

某托育品牌负责人认为，智慧托育的发展将经历三个阶段，即育儿师借助数字技术与婴幼儿父母进行沟通的人机互动阶段、数字育儿师（即借助数字技术的虚拟育儿师）和物理育儿师（即现实中承担照护任务的看护人员）分工合作的人机协同阶段以及数字育儿师主导开展智慧托育的无人照料阶段。

那么，未来的智慧托育将会是什么样的呢？

除了对婴幼儿入离园无感考勤（如以面部识别为主的生物识别技术、非接触式测温等）、智能穿戴联动实时影像抓拍（如从智能手环检测到婴幼儿体温异常时实抓拍并向看护人员和家长推送）、室内外传感器环境监测数据实时显示并实现托育机构、家长、监管机构的数据共享以外，未来的智慧托育还包括更高层级的智能服务项目。比如，根据婴幼儿活动时长、频次和人次的综合数据，分析园区物理布局和课程设置的合理性；对婴幼儿饮食、睡眠、用药、如厕以及频次、数量等健康数据的记录分析和预警；建立对个体社交、兴趣爱好的智能评价系统，并由此对不同个体提供个性化的托育服务。

谈到智慧托育发展，李汉东表示：“国内目前更多的是将数字化平台与托育服务结合。在政府监管层面，主要是服务和信息管理平台的建设，在家长层面，主要是远程交互客户端的开发。”

李汉东说：“智慧托育的场景显然不止于此，数字化平台只是最基本、最初级的形态，但智慧托育不单单是托育服务和现代技术的结合。随着技术的进步，将来肯定还会提供更多的产品，在提供服务产品的同时，会伴随服务模式的创新，甚至整个托育行业的产业升级。”

未来可期 亟待引导

在中国人口学会2023年年会山西太原分论坛上，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托育服务企业负责人就“智慧托育理论与实践”这一主题，共同探讨了国内智慧托育的发展路径和前景。

李汉东在《智慧托育服务体系研究》课题研究中，通过对中国计生协会的“向日葵亲子小屋”项目的案例分析，了解智慧托育的服务需求和存在的实际问题，总结梳理了我国智慧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实践与发展模式，并提出了建设我国智慧托育服务体系的政策建议和保障措施。

李汉东认为，就其属性而言，智慧托育服务的本质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它既具有普惠性，也遵循市场规律运行。各级政府可以在提供政策支持的同时，通过购买服务等形式，为公众提供普惠式智慧托育服务。但是，托育服务行业的发展，还必须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也只有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企业家精神，才能够实现智慧托育服务的创新，最终实现这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智慧托育体系是借助先进信息技术，实现幼儿‘托’和‘育’这两个基本功能，其中‘托’主要涵盖原本由家庭承担的满足幼儿生理需求和健康成长的责任，而‘育’则是通过创新教育模式促进幼儿的智力发展和行为培养。”李小萌说，新时代对学龄前教育资源的效用和教育体系的创新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而新技术的发展也使得过去一些在“托”和“育”中无法实现的功能成为可能。她建议，利用大数据对0～3岁或0～6岁的孩童从“托”与“育”两个角度，分别构建可普适且共享的共性指标以及衡量学生独特性的个性指标，更科学、精准地了解孩子成长。

“智慧托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受到包括政策、技术等多因素的影响。政策是催化剂，技术是发动机。”作为智慧托育的实践者，某托育品牌负责人在谈到智慧托育的未来发展时表示，要在完善政策体系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智慧育儿技术，用社会需求引导育儿技术创新，通过建立相关行业协会引领和带动社会力量参与智慧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智慧托育新业态生态系统，同时加强对智慧托育的理论研究，完善智慧托育的社会伦理，并在实际运行中不断规避智慧托育可能面临的个性化不足、育儿的社会性互动不足、缺乏人文关怀等问题，确保智慧托育服务更加科学健康发展。

来源：中国妇女网

记者：中国妇女报全媒体姜军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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